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热的兴起，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逐步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今年5月，三联书店几乎同时推出了吉登斯的三部重要专著的中译本：《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其另一名著《现代性之后果》也即将翻译出版。9月吉登斯出版了他的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并于9月21日与克林顿、布莱尔一起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条道路”国际研讨会，其理论成为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的重要基础，影响甚广。作为布莱尔的“思想之师”，他还于10月5日随首相一同来华作了短期的访问。
吉登斯1938年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主攻社会学和心理学。随后去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从1961年起先后在英美几所大学任教。1969年到剑桥大学，被聘为该校国王学院的讲师和研究员，并于1974年获得剑桥博士学位。从1996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是当今欧美学界精英人物之一，其研究面之广、涉及问题之多、著述之丰，在社会学界实属罕见，他和哈贝马斯、布迪厄成为在世社会思想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他将自己的学术活动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对已往经典和社会学理论的梳理与批判性反思，进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认识与研究。他认为社会理论的“宗旨是探讨人的行动与行动中的自我性质，研究应该如何从概念上理解互动及其与制度的关系，努力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他所理解的“社会学”“并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因而“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基于此，吉登斯形成了自己理论的两大重要论题，结构化与现代性。
结构化理论的提出针对的是已往经典社会学理论对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关系的割裂。他认为，从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一直到二战以来的众多社会思想家，要么强调社会结构、环境、制度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要么片面抬高个人的主动行为、理性、意志等，将个人作为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吉登斯提出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理论企图对上述分裂加以克制。在他看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的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17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且其影响随之向世界各地蔓延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从时间上看，它可能最早出现在欧洲，但在空间上它体现为一个逐步全球化的过程，时间空间的高度伸延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变机制并非传统经典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是单一性因素，如工业化（迪尔凯姆）、合理化（韦伯）、商品生产（马克思）等，而是多维的，他简单概括为：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系统和世界军事秩序等。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了重新估价，探讨了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私人关系的转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他认为人类并没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而是处在现代性的诸种后果正日益变得更加极端化和更加普通化的时期。
正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理论透视，吉登斯认为世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即“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效率的前提下克服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保障社会的整合和团结。‘第三条道路’覆盖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这一层次，而且还应在包括地方和跨国界的全球范围”。关于“第三条道路”目前正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展开广泛的讨论，有批评者，也有欢呼者，吉登斯对此似乎充满了信心，他断言：“过去20年是新自由主义走红的岁月，下个20年是‘第三条道路’的天下。”
